筆鈍了，心矇了，但。留下熱情與眷戀。
習慣在夜深人靜時書寫，聽著鍵盤敲下的輕脆聲響，萬籟俱寂，只剩文字的天音與我。
小時後曾讀到一篇文章，說到喜愛黑夜和咖啡的人，必將孤寂。那時不懂，原來當一人在異鄉，非旅人，也非過客，只剩書寫與自我間的對話時，終能領會。
我孤單上路，沉重行囊裝不下一打的經典文學情人；
我孤單上路，新綠色iPod載不了唱盤流瀉出的爵士樂音。
沒有書本的香味和新鮮的爵士唱碟，人在異鄉，只剩獨與寫； 不過，幸好還有你們！
Revolutionary Road,1st Edition Cover Richard Yates (1926 – 1992)
(圖片來源:http://en.wikipedia.org)
昨夜在信箱內撿起聯文電子報黃崇凱所寫的＂哈金的第十二種孤獨＂閱讀，頗能產生共鳴。看過由理查．葉慈（Richard Yates）原著小說《真愛旅程》（Revolutionary Road）改編成電影的你，定耽溺於冷靜寫實的影像和雋永對白，進入Frank和April這對年輕夫妻的壓抑與奔騰對話，神往Kate Winslet飾演的April所追尋不凡的奔放之心。因為喜歡電影，回去翻閱這部在1961年出版的作品，作者葉慈精闢淋漓地運用抽離的第三人稱筆法，細膩地刻劃了不只是一對年輕夫婦，而是芸芸眾生所面對的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＂，理想與現實，或者是說自我與孤獨的反芻。
＂葉慈曾說，若問他寫的小說有什麼共同主題，那麼就只有孤獨這件事了──他長期酗酒，據說晚年在波士頓的住處裡只有簡陋的桌子和打字機，地板滿布蟑螂乾屍，洗水槽塞滿髒污碗盤，而冰箱裡只有酒＂（黃崇凱，哈金的第十二種孤獨）。《真愛旅程》這部小說是理查葉慈在文壇擲地有聲的處女作，出版隔年就入圍美國國家書卷獎，2005年被美國《Times》雜誌票選為百大英語小說之一；可以想像葉慈獨自在寒冷的波士頓寫作的心境，該是如何寂寥，卻又喧鬧，只有文字，是的，只有文字能夠抒發內心澎湃，縱使外在形體再怎麼敗壞寂寞。
葉慈和哈金有何共同之處呢？兩人一是美國人，一是美國華裔作家，卻都在創作生涯初期便獲得美國文學獎肯定。葉慈憑第一部作品《真愛旅程》取得美國國家書卷獎，其後作品雖於歐美書市叫好不叫座，但其小說純鍊的文學價值與細膩文句，仍深植人心。反觀哈金，雖然第二部小說《等待》即一舉摘下美國國家書卷獎，但四十歲才出版第一部作品的他，屬於＂熟男作家＂；背負著對於中國六四的悲憤和失望，哈金留學後移民海外，選擇以英文創作，小說場景多半架構在中國某一虛構的城市＂無地＂，刻劃過韓戰、南京大屠殺，作品成績不俗，多次獲得美國文學獎項，銷量也榜上有名，可說是中國近代繼林語堂後，成功以英文拓展海外讀者的優秀作家。
今年二月份人在台灣，參加了哈金於台北國際書展的兩場座談會，＂從海外華人眼中，看華美文學創作、＂戰爭下的文學＂，談到以＂借來的語言＂（英文）創作中國歷史性意味強的作品，哈金說壓力頗為沉甸，寫長篇小說極需體力的勞動，自己又需兼顧University of Boston的教學工作；像是最新作品《南京安魂曲》，前後修改足足有32次之多，加上是首次挑戰敏感的南京大屠殺題材，提筆前的準備工作及初稿後的反覆推敲自不在話下。教學工作繁忙，哈金幾乎只能利用寒暑假寫作，又是以第二外語書寫，對於作家在體力與精神上的消費甚鉅。哈金談話時，有一種自然散發的泱泱風範，或許是長期從事教學工作之故，聽他說話，頗有重回UT上課之感...，令我回想起講堂上侃侃而談，時而興奮口沫橫飛，時而嚴厲批改論文的老美教授。我想當學生的時光總是令人神往的。
回到今天的主題＂獨與寫＂，我認為＂獨＂一詞有諸多解讀，一是形體上(Physically)的獨自、獨立，二是心靈上(Mentally)的孤單、孤獨，三是個體與自我內在的獨處與對話。就像葉慈所言：「人若想做絕對誠實、絕對忠於自己的事，就要自己一個人去做」；亦或是20世紀意識流先鋒作家維吉尼亞‧吳爾芙(Virginia Woolf)所說：「女性若是想要寫作，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」。"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going to write." 前者論到獨處狀態時的澄淨透徹，讓人能從事最忠於自我的事件(business)，對我而言，這件事便是書寫；而吳爾芙那句充滿為女性創作辯述的句子，收錄於千古奇文《一個人的房間》(A Room of One's Own)當中，原是吳爾芙在女子學校兩篇講稿的合併散文，對於到19世紀英國四大女作家是否能有自己的房間從事寫作，作出有趣慧詰的論述。
吳爾芙說，當時的女子寫作，是屬於不能見諸於人的活動，必須在共用的客廳中寫作。這四位女作家可說是沒有確切的證據，能顯示她們擁有可以獨處、不需在意他人眼光的寫作空間。像是寫出《傲慢與偏見》的珍‧奧斯汀（Jane Austine），資料指出，她在公共空間寫作的同時，必須防備著所有親屬朋友，含佣人在內，遮遮掩掩下進行寫作。《簡愛》、《咆嘯山莊》的作者勃朗特姐妹：夏洛蒂·勃朗特（Charlotte Brontë）、艾米莉·勃朗特（Emily Brontë）的作品予人一種急匆匆的氣勢，或許是與書寫環境的不具隱私性有關。觀察敏銳的吳爾芙並指出，連同另一位偉大女作家喬治‧艾略特（George Eliot），上述四位作家都是單身、不育的女性，在她看來，「女性生育」和「女性寫作」是對立的，因為沒有一個婦女在生育十三個小孩之後還能經營自己的經濟事業。(題外話:當然那個年代對於不事生產的"貴婦"一職還無太多定義與描述，貴婦無需擔心經濟來源，也無需工作或累得半死照顧小孩，因此不在此論述內)。
A Room of One's Own,1st Edition Cover Virginia Woolf (1882-1941)
(圖片來源:http://en.wikipedia.org)
因此，葉慈在波士頓斗室的寫作是形體與內心的孤獨；哈金兼顧教學與架構長篇小說的寫作任務是孤獨、是身體和精神負荷的獨自抗戰與享受，是操弄＂借來的語言＂的陌生與疏離，是人在異鄉無寫作同伴的寂寞；吳爾芙＂自己的房間＂則代表寫作賦予創作者的獨立，空間的獨立，用來象徵身體與心靈的自由，而寫作本身最不可欠缺的，就是心靈的自由（the freedom of mindset）。19世紀英國四大女作家的寫作，則是與那不利女子書寫的時代抗衡，為人所不敢，言人所不言，用書寫證明個體在男性主義至上的世界之存在和獨立。
這四種層次的獨與寫，都需要過人的勇氣和意志力，還有，無邊無際的孤獨。
或許就像哈金在他出版於1990年的第一本詩集《沉默之間》（Between Silences）所言：
「一旦我有了說話的自由，
我的舌頭就失去力量。
我的詩為了打破
隔絕人們聲音的高牆，
而變成鑽子和錘子。」
作為文學道路上的初淺旅人，有一天，就算筆鈍了，心矇了，
但。總還有熱情與眷戀。讓人孤單上路，也不致孤獨。
小註: 黃崇凱<哈金的第十二種孤獨>收錄於三月份聯合文學雜誌/電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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